第四屆社區大學研討會，時任教育部次長的范巽綠宣布教育部將組成專門委員會，主責研擬社大法制化相關問題。本篇文章為時任全促會常務理事的彭明輝，針對該委員會的創建，以及法制化之於社大集體的意義與效應，所做出的註解。
當時，各地社大逐步蓬勃，公部門亦逐漸投入資源，在面對其他組織將眼光轉向社大既得資源的同時，藉法制化正面敘明其之於台灣社會的特殊性意義，已成為社大發展路途的必要手段。
面對勢在必行的法制化趨勢，當時社大內部感到憂喜參半。首先，法制化能夠施予地方政府須提供社大好的辦學條件的責任與義務，然而，社大當時仍處於理念與實踐相互磨合的草創期，若倉促施以定位，將可能造成未來發展路線之爭，以及未來運動上的壓迫。
筆者呼籲，社大在實驗階段談法制化，對外（政府、教育部），需堅持「有共識的才談法制化，沒把握的先保留談論空間」的大原則，對內，則需隨時警覺、著眼於社大內部的互信與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