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後代能理解前人爭取基本權益的精神，十幾位文史工作者戴著斗笠、扛著麻布袋，帶著各界連署書到教育部陳情，要求將日據時代農民運動史這段被遺落的記憶，放入教科書中。

透過諺語「第一戇，種甘蔗乎會社磅」的反諷，可知日據時期下蔗農對於政府壓迫的無奈。日本總督府除了大量徵收無主土地之外，更威脅利誘農民將土地賤售給糖廠，在「採收區域制度下」，控制了蔗糖耕種與收購的走向。現實的種種壓迫以及1923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都為後來發生的「二林蔗農事件」打下了基礎。

由於不滿甘蔗收購價格過低和會社員工在磅秤動手腳，農民成立了組織「二林蔗農組合」與會社談判，多達404名蔗農參加，並對會社提出五點要求，會社若未答應蔗農便拒絕採收。對此，會社以聘僱三十多位外地臨時工和七個巡查（警察）強制收割作為回應，引起蔗農激憤，衝突中雙方均受損傷，隔日總督府則派一百多名巡查前來大肆捕捉九十三人移送法辦，而這也成了吹響農民運動號角的「二林蔗農事件」。

事件之後，各地紛紛出現消極的不合作運動與積極的組織抗爭，為了增強農民組織力量而成立的「台灣農民組合」，引起各地農民熱烈參與，短短一年內從五個支部分為十八個支部，分頭進行了無數的抗爭，雖多次為警察逮捕、法院審案，卻讓台灣農民組合越緊密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