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29年（1896）， 日本政府完成調查這些具有公共性質與官方色彩的廟宇、宗祠或官方廳舍，並進一步占用，而提標館則被編更作為兵器支廠，面對館產被政府占用，原清朝班兵的後裔心有不甘，遂以提標館葉伯楨為首向政府提出歸還舊有產業之請願：「自帝國領地以來，四館皆有官而借用，民皆緘默，因思帝國政府告示煌煌，官業即歸官掌之，民業即歸有主掌之，足見政府之以德愛民，無偏無頗，有如是矣。 其四館實係民業，理應歸民掌管」，望澎湖廳長高津慎能恩准將四館批還原主。

四館請願者：提標董事葉伯楨、鄭教，海山董事林鵬（飛）、王玉，南澳董事王順、李燕，銅山董事林長春、陳才山。明治34年（1901）1月，葉伯楨再度上書澎湖廳以「提標、海山、南澳、銅山等之四館，因為維持媽宮公學校校費，所以愿將該四館暫時献出編入作為基本財產，以便生租，應用其收入租額九分為公學校校費；一分為該四館香油費。將來公學校若有籌畫，確定他項基本財產，校費充足之際，許允將四館仍舊返還執掌管理。」 此項由日本政府提出的半強迫方式辦法，提標、海山、南澳、銅山等之四館順勢以退為進的作法，不僅為當時澎湖的現代教育做出絕大的貢獻，也為四館的產業保留日後的一線生機。從《總督府公文類纂》的資料顯示，以上四館不僅擁有龐大的房地產，其歷史沿革與組織管理等均有明確的記載，更有助於釐清清代班兵在媽宮發展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