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概要】

1948年2月19日早晨，住在青田街六號的許世瑋發現父親許壽裳陳屍於主屋臥室。主屋的那門是開著的，鎖已被扭開。臥室一片凌亂：稿紙、書籍等被翻的亂七八糟，散落一地。許壽裳陳屍於蚊帳內的棉被中，頸部被連砍數刀，血流遍了臥鋪，蚊帳上也沾到了血跡。

事發當時，台灣省主席魏道明、警備司令彭孟緝，正陪同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赴台南視察。事件一發生，彭孟緝立刻下達了限期破案的指令。而警備副司令鈕先銘、憲兵第四團長張慕陶、省警備處長王民寧、副處長劉戈青、陸遂初、地檢處首席檢察官沙宗棠、檢察官蔡萬田、方宗南、台北市警察局長李德洋等，陸續到場檢視。但缺乏證據保存概念的當局，在案發後並未封鎖現場。親友前往探視的結果，等到刑警到場時，案發現場的蚊帳都已經被擠到掉下來，而殘留在柴刀上面的指紋，則被員警以手拾起，包在報紙裡面。那一點點可供判斷的跡證，就此宣告消失。

到最後，比較能拿的出手的證據，只剩下兇手遺留在現場的柴刀、屍體上的傷痕、血跡濺灑的方向與門上遺留的雨鞋腳痕。從這些證據中，警方推想許壽裳遇害時應是處於清醒的狀態，且與兇手熟識，可能因為撞見竊案現場而遭謀害。

【疑點與爭議】

1. 高萬俥是否為真兇？或者真凶另有其人？

2. 警方辦案的草率是沒有經驗或故意為之？

3. 案發地點青田街六號在哪裡？

【社會後續影響】

儘管兇手已經伏法，但許家的親友與許多文化界人士卻不認為這是全部的真相。而許壽裳之死，也被視為白色恐怖的起點之一。其引發的寒蟬效應，不僅使得繼任的中文系主任喬大壯與臺靜農，一者自殺身亡，一者從此不問世事，更使得大批來台暫居的省外人士從此不敢再於台灣停留。

且許壽裳的家屬與友人並不接受警方的推斷。他們提出了一些反證，概略可以歸納成以下三點：第一，發現遺體的許世瑋認為父親的面容安詳，表情不似知道即將被殺，應係睡夢中遭害。第二，一向清廉自持的許壽裳，家中僅有台幣千餘元，此外並無長物可供盜竊。最後，包裹凶器的報紙是漢口版的《和平日報》，這份隸屬軍系的報紙，當時並未在台灣公開發行，也不是許家所有，那麼肯定是兇手帶來的──加上許壽裳在言論上常與政府作對，於是自然而然地，「特務暗殺說」的陰影，壟罩在其命案之上。稍晚在1950年由許壽裳台大同事李何林，與本案主審法官陳醒民撰述的幾篇文章，更加深了這樣的說法。

【時代背景】

戰後，作為行政公署長官的陳儀，想要推動「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工作，於是聘了已成知名學者的許壽裳前來主持「台灣省編譯館」。覺得當時台灣政治氣氛遠較南京穩定的許壽裳，為了希望能一邊工作，一邊撰寫《魯迅傳》與《蔡元培傳》，因而毅然應聘。來到台灣的許壽裳，儘管肩負著「再中國化」的使命，但他卻並不如後來的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文化不屑一顧，反而非常重視台灣文學與學術成果，在「學校教材」、「社會讀物」之外，另設了「名著編譯」和「台灣研究」兩組，並邀來李霽野、楊雲萍、淺井惠倫、國分直一、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等加入編輯團隊，可說是開啟戰後台灣學研究的重要推手──儘管編譯館在政治干預下，運作不到十個月就匆匆閉幕，但這個工作團隊竟已出版20幾種圖書與300萬字的文稿，可謂成效驚人。

【審判過程】

高萬俥在3月13日接受審判，在庭上再次認罪，同時強調沒有任何人在背後指使。18日，高萬俥被處死刑。被判死刑之後，高萬俥很快地在24日申請上訴。但他的上訴理由僅有「不服上訴」四個字，於是很快地被駁回。7月26日，高萬俥在台北監獄遭到槍決。

【其他】

「謀財害命說」的疑點，在於高萬俥既然意欲偷竊，又熟習許家，為何不挑選許家無人的時間點，而硬是要闖入有人在睡覺的臥室行竊？

「政治暗殺說」的疑點，則首先在於國民黨政府手下一堆外省專業特務，但卻找了個本省業餘竊賊來執行這起行動？另外，關於家屬質疑的〈和平日報〉應為兇手攜來一點，既然案發後是警察「以報紙包起來」破壞了柴刀上的指紋，那麼這份報紙很有可能是該名警察帶來的。而常被用來做為此說有力佐證的許案主審官陳醒民在1950年代發表的〈自白〉，則一概忽視了陳醒民提出此份〈自白〉的是否懷有討好「新中國」的政治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