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周慶輝在經過一年的「新聞勞作」生活後，開始自覺尋找能使其發自內心的獨處及獨白的空間。他於拍攝樂生療養院12年後重新回顧《行過幽谷》系列，殘存的影像彷彿預言了樂生療養院注定消失的命運，只餘下黑白畫面敘述著病房內反覆且毫無盡頭的生死與無奈。後來的觀眾只能在檔案照片註記中，那些黯淡的人名以及空間圖像裡，感受著那些攝影當下留存的現實，和已消逝事物曾經存在的痕跡。周慶輝認為「外界的事物騷擾著相機的暗箱」，而他內心的暗箱則打擾著外界的事物，他並且為他為何攝影感到疑惑，他自敘：「我總是違逆現實環境又太多的妥協，自以為聰明用各種方法來換取攝影的自由度卻讓自己陷入泥沼。設定攝影計畫是因為讓自己的靈魂有一飄流的方向，我反覆告訴自己透過攝影能使心情平靜，但往往內在撕裂，掙扎衝突不斷，好像自我衝突是完成計劃的必要條件，當孤獨面對衝突時是將自己推進分裂的邊緣，我迷醉死亡、痛苦、消失的幻影，我想我會持續拍攝下去是因為我擔心我不會再拍了。」（編寫／林學敏，參考自藝術家提供之作品介紹。）出處：《覆寫真實：臺灣當代攝影中的檔案與認同》，頁101。 常言道：人死不能復生，但若是悼念或祭拜其亡靈，往生者的身影將常駐在追思者的記憶腦海，形成另一種復活。這張〈樂生院的納骨塔是樂生人的最後的歸宿〉，我們看到畫面右方靠牆設置層層排列與編號的納骨塔架，至少分有四層高，架上整齊排放長方形大理石製的骨灰罈，罈外貼有死者的照片；畫面左方兩名穿著黑色鞋不見其首的外來者，與一名穿室內拖鞋的樂生人，他正低身探頭尋找某位往者的骨灰罈，其晃動模糊的臉孔，讓人看不清他當刻的表情與心情是否感到沈重或稀鬆平常？對於這群生前被強迫隔離的樂生人，死後其屍骨依然無法得到自由選擇最後的歸宿地，不幸過亡送葬後，不能選土葬，只能將屍體立即送進專屬火葬場燒毀，骨灰置入罈中，僅能被安置在1952年建成的樂生院專屬納骨塔裡，導致其親屬往後難以方便入院追思或掃墓，乃至後代子孫漸漸淡忘他或她曾經存在於世間。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66-2004）在《旁觀他人之痛苦》書中呼籲：「曾有人指控影像是從遠距離觀看苦痛，彷彿有別種觀看方式。縱使由近距離觀看，廢棄影像的中介，仍只是觀看吧！」周慶輝拉近了我們得以近距離觀看樂生人的悲劇，經由他精心調配帶有火藥味的影像畫面，他「將這炸彈丟入社會黑洞中，並希望能激起一點漣漪引起社會大眾的關心。」（引自周慶輝）不止是旁觀樂生人痛不欲生的苦，還發揮影像的力量，讓更多人更重視樂生人的權益。 姜麗華-「113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