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後，武力從傳統的武士刀晉級為現代的船堅礮厲，首先看上的就是清廷身邊的一塊肥肉—台灣，於是爆發牡丹社事件。至此，清廷方知事態嚴重，急派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來台督辦防務，1874年沈葆楨奏派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急赴台灣並駐紮蘇澳籌辦開山撫番事宜，不意羅大春以身繫福建陸路提督責任重大為由遲不赴任，清廷乃下旨將其革職留任，並遣夏獻綸先代其職赴蘇澳開路，一個多月後，道路已從蘇澳通至東澳，羅大春迫於無奈才到蘇澳接手續開東澳至花蓮的餘路。 前後五個多月，二百里長的「蘇花古道」便已開通，只是寬不及二米的山路根本無實用價值，加上途中不時有番人為害，不久「蘇花古道」便形同作廢。如今古道早已淹沒於荒山野草之中，僅能從當時留下的碑文緬懷過去的這段歷史。羅大春開路雖無可取，不過當時他卻曾捐銀五百圓托付宜蘭街進士楊士芳保管，並約定每年付息一百銀圓，將該款作為設立私塾於蘇澳張公廟內。當地居民為感念羅大春倡辦義學義行，特立碑石紀念。當時的道路里程碑及羅大春駐蘇澳時的義學碑目前置放於蘇澳「晉安宮」的廟口，另有一羅提督開路碑則置放於南澳的「鎮安宮」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