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詮釋資料主要引用收錄於西元2010年3月出版的臺灣文獻季刊61卷1期的〈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由潘繼道先生研究撰寫。本文藉由遺跡田野踏查、相關史料文獻，從慰靈碑（紀念碑）的建立背景、內容及現況等，探討、研究日治時期花蓮地區的慰靈碑，並提出省思。根據潘繼道先生之研究，毛利之俊的《東台灣展望》在關於「表忠碑」的敘述中提到，這座表忠碑，是為了表彰為理蕃事業犧牲的日本警察而設立。石碑本身是一塊高約兩公尺的巨石，碑底鑲嵌數塊風景石裝飾。橋本白水的《東台灣》提到：「花蓮港初代廳長石橋亨，以花岡山值得作為公園預定地，但未設置任何設施，石橋即轉任南投廳。之後，該地土地乾燥，且混有大量砂礫，樹木難以生長，被認為是不適合做為自然公園，而放任不管。大正4年（1925）合歡作為御大典紀念樹被試種，不可思議地竟年年茂密地生長，而獲得意外的好結果。該地是花蓮港街唯一的風景勝地，因而提倡其適合作為公園預定地。在制度改正（大正9年（1920年））前，已在該地由體育協會設立野球（棒球）運動場，又建立了警察職員的忠魂碑…。」因此可以推測，表忠碑建立的時間應是在大正9年（1920）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