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取自於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出版之桃園文獻第4期「政治與族群」:民國38年,在「戒嚴令」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施行下,憲法應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完全被剝奪。地方選舉雖有些國民黨之外的人士從政,基本上國民黨威權體制壟罩台灣,直到66年的「中壢事件」後國民黨之外的反對力量才逐漸上台,並改變台灣的政治版圖。
許信良本是國民黨培育的本土菁英,留學回國後受提名於61年選上省議員後,開始批判起當權者,引起國民黨人不滿,但強烈的批判讓全國大眾知道許信良是為對抗國民黨現行體制的人物。而這觸犯到了當權者的底線,當權者能夠允許黨外勢力在地方上的小成功,卻絕不允許全國性的反對派人物出現。
許信良決議參選桃園縣長,正是挑債當權者的底線。面對眷村鐵票,許信良堅守「中間路線」、「打縣黨部不攻國民黨中央」的策略,並在競選總部擺上國民黨諸革命先烈的照片,形塑自己不悖國民黨創黨初衷和進步性,為防止作票現象,更喊出「只有共產黨才作票,發現作票立即喊打,打死共產黨」的反制策略。
面對挑戰,國民黨仍以作票來反制,其結果就是中壢事件的爆發,許信良以23萬多票贏過對手的14萬多票。政府雖消息封鎖,一星期後仍由媒體報導出來。
中壢事件的政治意義,在於黨外聲勢大漲,黨外人士以及支持黨外的群眾面對國民黨的恐嚇鎮壓不再害怕,也將民主運動推向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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