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取自於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出版之桃園文獻第3期「環境與文化」：本文旨在探討自清末至日治中期這一40年的時間裡泰雅族的生存空間變化。自劉銘傳的開山撫番事業開始後，官府與原住民展開激烈的戰鬥，原漢衝突源自漢人往內山開墾侵犯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從早期的隘勇線到後來的撫墾局，美其名是為保護原漢雙方，但實際上仍以維護漢人，完成土地開墾為主。劉銘傳後來改革隘防，將民隘全數收歸官有，直接以國家力量前進山區，「撫番」實質上即是對原住民的征討。

    1895年邁入日本統治時代，山區的隘防組織一時未有力量順利承接而荒廢，原住民乃再佔領這些在隘防後方的田園茶園，稱為「生番奪卻地」，不過這種情形並不久，日本政府隨之招募隘勇，配合警察力量逐步攻取，明治35年後大舉推進隘勇線，包括了溪州山隘勇線、白石山隘勇線、東白石山隘勇線、阿姆坪及五寮隘勇線等等數條。

隘勇線的推進，是國家力量的強勢展現，背後的意涵實則是泰雅族原住民生活領域的壓縮，在無法與國家抗衡下，泰雅族各部落只能歸降政府，接受遷徙的要求。在此之下，日本人開始將教育引入山區，番童教育所就是日本人透過教育來試圖改變原住民文化的政策。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復興區的泰雅族人生活習慣逐漸被改變，先是大規模被遷徙至隘勇線內，接著改變經濟型態，原本的狩獵、粗放農耕，改為定耕、集約農業，其文化及風俗日漸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