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回顧說到，1934年是台灣文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年初在台北組成台灣文藝作家協會，接著在台中組成台灣文藝聯盟，在此終於獲得發表評論的機會。然而綜觀這一年的論爭活動，看出有兩個必須改革的地方，第一是太過於觀念性的言論，第二是拘泥瑣事脫離本質的言論。我們不應該以自己主觀來下評論，要以更高的觀點來研究作品。楊逵認為藝術本身是一個打動人們感情的手段，因此作品的好壞不在於其技術，而是作者對讀者所給予的影響力。現在文壇充滿資產階級末期的頹廢之傾向，為了克服這點我們必須堅持上述之對作品態度。(文/高野史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