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書因發表小說〈榮生〉，被讀者控告而差點遭到起訴，此事讓楊逵有感而發，在病床前撰寫了此篇文章。他認為林快青身為文化中人，卻品格敗壞惡意控告作家，創下文壇的惡例。他不該對號入座，自指為小說人物，更不該藉機勒索作者，大興訴訟敗壞文風。同時楊逵認為，作者徐玉書受迫發表聲明書，對作家而言，根本是個無法忍受的恥辱，學界不該縱容此種惡例繼續發生，必須徹底批判像林快青此類糟蹋文學的假文人、愚昧者。為了捍衛文學，楊逵最後發出嚴正的聲明，他既身為《台灣新文學》的發行人，自願承擔發表的所有責任。我們從這樁文學事件，可充分見識到楊逵護衛文學的意志與過人的膽識。他指出文學的價值，在於真誠地描繪社會的真實面，作家不該受惡人勒索，更不該受限於任何非理性因素的脅迫。本文論理清晰，顯示楊逵對脅迫作家的投機客，決不寬貸的態度，更申明作家有其獨立不可被踐踏的尊嚴。因嚴詞義正，所以正氣凜然，讓此文深具感染的力量。(文/唐毓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