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系列作品的動機來自在國外不算短居住的經驗，除了更注意身分認知的和符號的關連，也更直接的反應在當語言的使用上，尤其在語言脫離所屬脈絡後，其功能及指稱性成為某種不可能，這狀態促使我將中文當作媒材而非語言使用。在「父語」（Father’sTongue）這作品中，我在國外找了一位完全不懂中文的合作者，他也處在這種飄移狀態中；而我敘述一件在巴黎的記憶──關於一位同性戀藝術家助手的邀約。影片中，我選擇特定的肢體動作，在他耳邊細語，他以正常的音量，在不知內容的狀況對著攝影機模仿所聽到的聲音，過程中，有時會糾正他的發音，直到他無法模仿為止，最後再將可理解的部份翻譯成英文字幕，因此不少訊息在此減約或消失。建構此敘事結構：背對鏡頭、身著黑衣擁抱、耳語傳話、糾正發音、剝奪權力、英譯……等等，是為了將個人抹除，且將遭遇和經驗轉換成共有符號，不將螢幕作為旁白的窗口，而是進入一符號系統的通道。當觀者試著修補故事時，他們從被動的旁觀者（spectator）提升成主動的介入者，在不能確定兩位男性影像的關係時，進而有可能比對自己所熟悉的符號系統和其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