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資源不足由傳教修女引進醫療物資並代為處理緊急及醫療問題 ◎沿革：一、民國三十九年十月成立尖石衛生所，隸屬於新竹縣衛生院。二、民國四十七年設址於義興村。三、民國五十一年七月改隸於各鄉鎮市公所。四、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奉令改隸新竹縣衛生局。五、民國六十八年遷至嘉樂村迄今。日據時期，日人著手改善台灣的公共衛生，主因在於日人攻台雖然獲勝，但病死的兵員比戰死的還多，如一八九五年發生在今天屏東縣境內的牡丹社一役，傷亡的日本官兵人數僅有六百多人，卻有四千多人病亡。為確保派駐海外人員的安全、穩定殖民地的統治，日本政府在戰事結束後，開始改善台灣的醫療衛生，如設立醫學院、培養醫事人員，建構衛生行政體制、制定法定傳染病的種類、施行船舶檢疫規則，並在各地設立傳染病院及瘧疾防治所；在環境衛生方面，雇用英國人為環境衛生顧問，規劃上、下水道分隔設施。日據時期的防疫措施，最有成效的就是一九一八年以後，台灣就不再有鼠疫病例。二次大戰後，台灣的疫病防治工作，轉由國民政府和美國主導。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台灣的公共衛生政策以「基層公共衛生建設優於醫療建設」為最高指導方針，政府在每個鄉鎮均建立衛生所，歸縣市衛生局主管，並賦與大量資源及人力。國民政府接收日本總督府所屬的醫院和基層衛生單位，也開始在各鄉鎮普設衛生所、在偏遠地區山地村落設立衛生室，負責當地的診療、傳染病管理、婦幼衛生、衛生教育、環境與校園衛生等業務，構成金字塔形的網狀衛生系統。一九五四年時，全台已有三百六十個衛生所、一百四十間衛生室。種種傳染病防治計劃靠著各地衛生所的醫師、助產士、護士、訪視員，結合戶政系統的里幹事，挨家挨戶調查疫情、宣導衛生教育，例如為新生兒接種疫苗、在社區噴灑DDT、到學校檢查學童體內是否有寄生蟲等，到了一九八○年代，台灣成功壓制了多致命傳染病，如瘧疾、肺結核、日本腦炎、小兒麻痺等。自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七○年的二十多年間，法定傳染病的新患者也由每年近六千人銳減為三百多人。一九八○年代，政府「公共衛建設優於醫療建設」的政策有了大逆轉，它協助、推動衛生所成立群體醫療中心；以衛生所主任為首，衛生所脫胎換骨，從一個負責公共衛生工作的機構轉化為以醫療為主、藉由醫療服務的提供賺取利潤的機構。於是，基層公共衛生工作變為無法為衛生所製造利潤、因而是次要的工作。政府不僅把公衛體系醫療化，同時也將醫療體系擴大化。隨著台灣人口增加，政府不斷鼓勵、支助醫療院所的建造，於是大量資本湧進醫療產業，企圖在商品化的醫療場域中擴張、累積資本。醫事人力也大幅度增加，從八○年代的四萬醫事人力（包括醫生、護士、醫技人員等），到二○○○年已急速上升到十七萬。而這些增加的醫療機構絕大多數是財團或私人所有。相對於醫療機構及人力的擴大化，公共衛生體系的發展相形侏儒化。一九五○年代以降，公共衛生問題的內容雖有所變化（如慢性病取代多數急性傳染病），急待解決的、新、舊公共衛生問題，隨著人口增加及老化，其廣度及嚴重度也同樣增加一九八○年代，全國公共衛生人力（包括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醫生、護士、藥師等醫療人員）僅區區三仟人，而到二○○○年，也僅僅增加到五仟人。完全趕不上醫事人力的擴充，而我國的公共衛生人力與人口比，還不到最醫療取向的美國的三分之一。政府長年推行重醫療輕預防的公共衛生政策，最明顯呈現在公共衛生經費佔全國醫療保健經費的微小比例上。我國二○○一年投入醫療保健的五仟多億大量資源中，僅有三％用在預防性公衛工作上，政府在公共衛生的投入沒有相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