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照片是民國108年（2019）才拍的，主要是要留下野村先生寄過來給琇瑾的信。他們兩個是之前在三重菱林電機公司的同事，那時候野村先生是琇瑾的主管。公司結束後，野村先生回到日本，但一直跟台灣的朋友維持聯繫。琇瑾一直有謹慎留下生活紀錄的習慣，所以書信當然也是一封一封仔仔細細的編號留下來。台灣與日本兩地的書信沒有特別頻繁，大概維持著一年一次，這樣的節奏比較像一種刻意的安置，彷彿向過去的時間打招呼一般。因為野村先生是當年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二戰後被遣送回日本，琇瑾則家裡一直維持著特殊的日本語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