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暑假，我應「長征基金會」主席廬傑及策展人邱志傑所策動的大型展覽「長征-一個行走中的展示」之邀，一行人重遊這些當初共產黨被國民黨追勦的「二萬五千公里流竄」、共產黨稱為「長征」的創作行動，在出發前三個月我先擬定了十餘處歷史性地點作為行為創作的依據，並積極研究長征所經地點與歷史背景，這些地點包括：尊義會議舊址(貴州)、紅軍山紅軍紀念碑(貴州)、紅軍總政治部舊址(貴州)、紅軍四渡赤水紀念碑(貴州)、茅台酒廠(貴州)、重慶解放碑(四川)、重慶渣滓洞(四川)、西昌衛星發射站(四川)、摩西海螺溝毛澤東住所舊址(四川)、瀘定橋(四川)等地，以上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根據地向陝北根據地進行戰略大轉移之地，自1934年十月開始至1936年十月結束，全程歷時兩年。我們一行人經過了漫長艱辛的旅程，體會了國共內戰的激烈鬥爭史，我則在以上地點實地探勘並決定拍攝角度後，以雙手倒立姿勢試拍了好幾回(實施上已在台北閉門苦練了一陣子)，回台灣後再放大成大幅黑白照片並將之倒放，形成一幅幅詭譎畫面。當然如同大多數台灣青年一樣，我對這段陳年往事所知不多也沒有太大興趣，不過真正令我感興趣的是歷史是否存在著某種反轉之可能，除了有一種唐吉訶德式或武俠小說中意圖扭轉乾坤的幻想外，之所以以藝術行動來探討台灣及中國間的歷史荒謬處境，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解說歷史或挑釁意識形態，而在於藉由沉重歷史與乖張行為，突顯那隱藏與人類意志所能掌控之外的某種荒誕處境；身在後冷戰的媒體世界中，我經常自問我所認知的歷史究竟有多少真實成份？意識形態的對立又是如何產生？除去這些龐大的歷史命題，我試圖以自身的荒謬行徑去突顯另一個更為龐大的荒謬。（姚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