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是導演的自傳紀錄，真實呈現一名愛滋病患日常生活的點滴。對古伯特來說，對自身的書寫與拍攝構成了一種反向對照的論述形式，透過此形式，他與身後將會遺留下來的個人紀念物，與身為一個愛滋病患者的社會認同進行溝通對話。他戲劇性地把自己的身體與身份放在展示台上，同時展現著他記憶自己的方式，以及想被憶及的姿態。吉伯特上演了一齣自我肯定的戲劇，透過這個重要的表演性姿態，他從異化他的論述中，再次收復了自我發聲與記憶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