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一開始，鏡頭逼向楊菀玲，她驚訝地大叫，見到故人的喜悅，盡在不言中。鏡頭再轉向一家工廠的門房，一位輪廓極深的長髮女子看著鏡頭回答扛著攝影機的阿階說：「知道呀！長頭髮的」！這是2002年，隔了十年，羅興階將鏡頭再度鎖定1992年台南勤祥紡織廠的昔日員工，在無預知的情況下，拍到再見面時那一剎那的驚奇與撼動。也挑動了他們回首十年前與資方抗爭的前塵往事。1992年10月，台南的勤祥紡織廠關廠，員工們頓時面臨了生計無著的困境，資方對員工表示：「資遺費會發，但是等他有錢時才能給。在工會的帶領下，台灣勞工第一次向總統府請願、第一次向行政院請願，是這群來自台南鄉下的底層勞工，他們的抗爭過程及一舉一動影響了往後台灣勞工抗爭運動的模式，也是台灣失業工人抗爭首篇血淚史。勤祥員工展開漫長的抗爭過程，希望能爭取該有的資遣費。創作者羅興階在十年前，鏡頭鎖定勤祥員工的抗爭，從台南廠址到台北的立法院、行政院所在地，並記錄了工會領袖林進坤、裴文祥、楊菀玲等人與資方和主管勞工事務的官員所進行的協調會議，和工會同仁的互動。其中懷孕的楊菀玲在抗爭中始終站在最前端，其夫裴文祥則一度因為與警方發生衝突，被帶到城中分局。原住民女孩的阿春從十二歲的童工做起，到十七歲時突然沒有預警地碰到工廠即將關閉，在一場場的抗爭中，她以淚洗面，敘說社會底層民眾面對生活的無助。這部紀錄片貫穿了十個年頭，提起當年的抗爭，參與者無不欷噓，慨嘆說，外勞侵蝕了台灣勞工的工作空間，如今求溫飽與安定的生活最重要，縱使時光倒流，也不願再去抗爭了。當年楊菀玲所懷的孩子已經十歲，裴文祥轉到另外一家工廠工作日以繼夜地工作、楊菀玲在家接加工品；而林進昆轉為賣炸雞腿的小販；阿春仍在擔心中，因為經濟愈來愈不景氣，害怕又要面對一次地關廠裁員，在百般無奈中，只能買一張彩券，亟待能藉此翻身…十年來，台灣社會發生劇烈的變化，唯基層民眾的生活並未改善…。值得一提是，攝影機的存在，在片中發揮了對抗公權力的作用。台灣官方的無能，在羅興階鏡頭見證下一一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