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妲‧阿克曼的影片自始就經常出現人來人往的公眾場所。早在1976年便拍了一部名為《家書》的影片，形式上和《東方》極為類似，攝影機只是靜靜地被放置在紐約的街上、地鐵上…，在聲帶上，我們則只是聽到香妲‧阿克曼自己緩緩地唸著母親自比利時的來信。相較於《家書》，《東方》則更「冷漠」了許多。全片沒有任何的旁白、對話或字幕。只有一個接著一個的長拍鏡頭；從前東德，經波蘭，到前蘇聯；跨越了數個不同的季節。一反紀錄片就是給苦難者發言權的教條，我們看到的幾乎就是一群動物。觀眾由完全被動地期待會有甚麼「事件」會發生，直到焦躁不安、放棄。甚至因導演所提供的，可供詮釋影像「背後之意義」的訊息薄弱，而生氣、憤怒。雖然，導演自始至終都和她的拍攝對象保持了一個制式的距離，但是，卻成功地將優美的紀實影像帶向虛幻。慢慢地觀眾開始思考，開始重新掌控局勢。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和被拍攝耆的尊嚴同時被瓦解了。而使得這個距離瓦解的卻是我們，我們一再將疲憊的眼光重新拉回銀幕的那股毅力。兩年之後，香妲‧阿克曼以這部影片擺設成一個三間暗室的裝置作品，因為她又在沒有距離的地方發現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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