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志第五卷文教志/教育行政/日據時期之教育行政/行政機關與學制系統/教育基礎確立期，頁146-155。
民國八年(日大正八年，1829)一月，日本政府以敕令公布臺灣教育令做為臺灣教育行政上之最高依據，從此確立臺胞之教育方針與學制。日本之所以公布臺灣教育令想係由於，一則因世界大戰後，民族運動之風潮，波及臺灣之結果，有應付臺灣人民文化要求之必要，二則因臺灣之資本主義化，以世界大戰為良機，飛躍發展之結果，隨其生產及資本集中之高度化，由經濟之觀點，乃有提高普通教育及技術教育之需要，三則在臺日人子弟增加之結果，亦有對之設立高等教育機關之必要(註二八)。然此令係主要為臺灣之臺胞而制定，從此在臺日人及臺人子弟之教育，乃因而樹立全然不同之系統，而且採差别之教育，故臺胞之教育制度雖已確立，但其教育卻受限制，修業年限及程度均較日本之同級學校為低。
本件內容節錄自《新竹市志》，〈卷五文教志〉，第146-155頁。（新竹市：新竹市政府，民86年）
民國72年內政部公布地方志書纂修辦法後，新竹市政府即著手新竹市志叢書之修訂。歷經7年的資料整理，彙集各界學者撰寫編修，終於在民國86年出版八卷共16冊的集大成志書，將新竹市從史前至民國75年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地方經濟及人物等內容一併納入，不但是民眾了解新竹市的入門書典，也是協助後進學者研究新竹地方知識的基礎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