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代雅典的議事會堂到現在的各式輿論平臺，創作者看到公民在意念釋放與接受質疑之間所的得到的心智成長，與對於一個社區發展所扮演的機制之重要性，文明的正向性便是在如此的腦力激盪下而趨於穩定、成熟。但是，儘管思想本身不受邊際的羈絆，而身體卻有其宿命上的限制。身體活動的空間也是一個有機的存在，也許「它」是一個更複雜的文本，而人類的思想自《天賦人權》以來，是否已經過度以自身為本位而忽視與所處空間的對話，這種自言自語的情勢很難對這個「文本」友善地認識，讓創作者想到自然現象之一：蝗蟲與自然的關係。所以，當人們天馬行空的交談、辯論之同時，應當也討論談話的內容有多少「百分比」必須以所賴以生存的土地為主題，完全以人為中心的文本，就像是忽略亞里斯多德《詩學》中所謂「場景」的認識，無法創造真正生動的詩劇。而野柳的女王峰，是臺灣的集體記憶之一，默默地提示著島上的人們所背負的對土地的責任，因為人類異於蝗蟲，在觸碰土地時應當更有著靈性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