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塹文獻雜誌第38期編輯報告：新竹市齋堂
編輯報告 盛行於近、現代的秘密宗教（中國大陸或稱為「會道門」）大都起源於明代中期，此因明太祖朱元璋曾藉白蓮教之力打敗群雄，建立明朝，並下詔禁止白蓮教和明尊教等，在大明律中還制定一條取締「左道邪術」的禁令，宣稱一切「妄稱彌勒佛、白蓮教」等邪教，與「一應左道亂政之術」都在禁止之列，又以嚴刑峻罰對付這些秘密宗教首領。此後白蓮教等秘密宗教為躲避政府的取締，一方面不斷的更換教名，另一方面則在教義上，從原先的「明王出世」、「彌勒下生」信仰，至武宗時教主羅清時史轉型為「直空家鄉，無生父（老）母」信仰，發展出數十種不同名目的教派。這種思想上的轉變，與明代中葉社會思潮發展變化的形勢相關，尤其是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折起了一次巨大的儒學普及運動，促進了大眾的文化和智力，致和傳統的綱常倫理及封建的專制統治相牴觸的異端思想的出現。民間秘密教宗教新教派的創立，就是宗教徒在神明的世界中的創新和變革。 齋教在台灣宗教發展史上相當的特殊，齋友們自稱是「在家佛教」，並自認出自佛教襌宗，但若以其傳承而言，齋教確是不折不扣的秘密宗教，與明代中期「無生父（老）母」信仰有密切關係，至清代時，從大陸傳播來台，在台南建立齋堂，再傳到北部地區，其派別有先天、龍華、金幢三派。連橫《台灣通史》說「全台齋堂，新竹為多」，說明新竹在齋教發展史上的地位相當重要。本刊有鑑於此，特於本期的主題訂為：「新竹市齋堂」，主要探討本市齋堂的過去與現況，共有五篇相關論文，其中前二篇為通論，後三篇為專論性質： 一、闞正宗撰〈新竹市的齋教與齋堂〉，本文首先對台灣齋教的的早期記載，溯自清乾隆13年（1748）福建建安及歐寧縣老官齋教暴動，後經清廷嚴厲鎮壓，影響所及為台灣所有齋堂創立年代都在此一事件之後；接著敘述清代台灣齋教先天、龍華、金幢三大派的概況、再敘述新竹市清代的齋堂及其沿革、清代以降重要齋堂的歷史，最後對現在新竹市齋堂的存廢情形提出報告：日據時代本市有15座齋堂，現在僅存8座，雖然被保留下來的數量不少，但不代表這些齋堂仍沿襲傳統齋教的修行，它們仍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而弱化，甚至改變。闞正宗的這篇論文是目前所見本市關於齋堂研究中最完整的介紹。 二、王見川撰〈光復前新竹市的佛寺、齋堂與普陀山〉，本文主要首先論及光復前普陀山僧侶到台灣情形，在本市部分引用《淡新檔案》中取締私鹽的記載，而牽涉到普陀山僧人本明與金山寺（長清寺）僧多人，本明被新竹縣令方祖蔭拘押，導致長清寺董事林汝梅、鄭如蘭等聞人與方祖蔭的官紳角力，最後方祖蔭在全台鹽務總局長官的壓力下，將本明釋放並驅逐回大陸。接著敘述新竹人到普陀山進香，包括：（一）北門鄭如蘭夫人陳漱（號普慈、皈依佛教後號根傳）在光緒32年（明治39年，1966）到普陀山進香，並在法雨寺皈依佛教情形，此後淨業院自稱其傳承為「普陀山法雨寺」，正式從齋堂變更無佛堂：（二）鄭拱辰及妻王氏、周維金、鄭虛一、本圓法師等人在民國9年（大正9年）到普陀山進香齋僧，資料來源為周維金的《大陸遊記》，本書為罕見史料，書中記載可彌補現有資料之不足：（三）竹蓮寺在民國13年（大正13年，1924）前往普陀山的進香，從當時《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得知，竹蓮寺的明治40年前後也曾到普陀山進香，那時正是鄭如蘭夫人陳漱到普陀山進香的時期，從此可知陳漱到普陀山進香，不只帶動鄭家人到普陀山進香，更因此形成竹蓮寺的進香傳統。王見川的這篇論文對後人研究金山寺、淨業院、普陀山、竹蓮寺等，均具有參考價值。 三、筆者撰〈日據時期新竹青草湖感化堂的屬性初探〉，先就日據時期「感化堂」與「靈隱寺」雙名並用現象提出初步看法，譇為前殿「感化堂」在功能上具有齋堂的屬性，後殿「靈隱寺」則係佛寺的屬性，這種情形在新竹市早期的寺院中是少見的，其次提到新竹市在昌和初年所成立的幾所寺院，如龍泉寺、萬佛襌寺、法王寺、碧雲寺、妙智寺等，在功能上原都有齋堂屬性，但卻以寺名出現，這些寺院的出現時期，正屬台灣佛教從齋教轉型為佛教的第一個關鍵時間，第二個關鍵時期為光復後的受戒潮。最後以《南灜佛教》中就「感化堂」、「靈隱寺」或「青草湖」為題的詩作，探討靈隱寺從具有齋堂屬性轉向佛寺後的詩作唱和。筆者的這篇論文，認為「感化堂」具有齋堂的屬性，是一般研究所未探討者，唯因受限資料不足，許多論證尚屬推測，期望拋磚引玉，能帶來更多的研究與探討。 四、王見川撰〈光復前的一善堂、證善堂與新竹大家族－兼談周維金的《大陸遊記》〉，首先針對一善堂的創建時間、楊普丹創建與住持一善堂的情形、楊普丹與江南、福建僧侶的唱和及與台灣齋友的聯繫等從事敘述，然後提及一善堂與香山寺就是同一寺院。其次就證善堂與新竹市周家的關係作詳細介紹，並就周家兄弟中的周田〈別號西映子〉、周維金的生平及與大陸因緣作介紹。最後則論述《大陸遊記》的史料價值。 五、李鸞嫻、李玉針撰〈新竹齋堂巡禮：福林堂〉，本論文對先天派的組堂：新竹市福林堂之傳承、發展與轉型，有詳細的考證與論述。論文首先釐清創建人黃素蓮（法號昌運）在李天成祭祀公業土地建立福林堂，其時間應在光緒5年（1879）至10年（1884）之間。黃素蓮去世後，由孫女李善治擔任第2任堂主，其舅父黃玉階、黃玉階徒弟曾目擔任管理人，由於黃玉階在日治時期是台灣齋教的領袖人物，黃玉階去世後其異母弟拆監繼續黃未竟事業，在全台建立三十餘所先天派齋堂，使得福林堂成為先天派母堂的地位與功能逐漸改變。福林堂的中興時期是曾目以男性身分擔任第3任堂主時，改變原來以女性相承的傳統，此因戰後中國佛教會對於寺廟管理人定位的改變，由於曾目的努力，致力團結全台先天派各齋堂，延緩了福林堂的「空門化」時間，不過也在曾目擔任堂主期間，福林堂因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實施，致祭祀田產大幅度的縮水，曾目成為該堂財力最重要的支持者。曾目去世後，由其養女曾水月擔任第4任堂主，曾燕雀擔任管理人，曾燕雀、曾水月為姐妹，幼時因失怙家貧，分別由曾目、林德俊收養，這種收養養女繼承堂主的制度，為主張守貞不婚的先天派所特有。福林堂也在第4任堂主姐妹圓頂剃髮後而遭到「空門化」，從齋堂轉變為佛寺。 以上五篇論文，各有其特它與創見，對於本市齋堂的研究，具有相當程度參考價值。此外，本期也刊載二篇地方文史研究論文，分別簡介如下： 一、 藍植詮撰〈從「周伯公」廟談「伯公」另一層隱微的意義〉，本論文從新竹市南寮「周伯公廟」與台南市「總趕宮」談起，謂這兩座廟都是陰廟，但「總趕宮」的主神被稱為「倪聖公」，而「周伯公」廟的主神原名陳周，後人未何不稱為「陳聖公」，而以「周伯公」稱之，從此一問題意識開始探討客家人稱「伯公」的意義，認為客家人的「伯公」仍具陰神信仰的性質，不同於閩南人稱土地公為「福德正神」，已轉型為陽神性質。文中也分析新竹縣陰廟為新竹市三分之一的原因，認為係義民信仰深厚、伯公取代部分陰廟信仰的緣故。 二、 陳立台撰〈新竹市北門古道的人文探討〉，作者以其多年田野調查的經歷，對僅長3.9公里的北門古道沿途人文景觀娓娓道來，以田調配合文獻記載，無異是對讀者作一很好的導覽，將古道的幹道與支道的每一重要節點都標示清楚。本論文的幾個主題；族群活動、經貿活動、廟宇活動、牌坊林立，事業上已包含整個北門古道的人文景觀精華。 在人物介紹方面，本期刊出鄭煙地（1951-2003）、何國華（1919-1997）曾目（1885-1965）三位，其中鄭煙地在本期〈日據時期新竹青草湖感化堂的屬性初探〉文中有引用到其訪問稿；曾目在〈新竹齋堂巡禮：福林堂〉文中有介紹其對福林堂的貢獻；何國華為出生本市的旅日愛國華僑，其早期捐贈給本市動物園相當多的珍貴動物，這些動物陪伴無數兒童的成長，至今新竹市民仍津津樂道。 很感謝各位朋友的幫忙，投稿情形頗為踴躍，使得本期得以順利出刊，也因時間匆促，錯誤在所難免，期望大家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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