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在台傳教的日本佛教，分成二大系統發展。第一個系統以襄贊在台日人喪葬法事為主；第二個系統則針對台灣佛教徒為傳道對象。在1895至1945年間，來台活動者前後就有八宗十二派。西來庵事件後，部分齋教寺廟加入曹洞宗派下，訂立「歸屬」盟約，以求自保。中日戰爭後，日治當局全力貫澈「皇民化」政策，強化台灣人構築為天皇陛下赤子，規定凡未入籍日本之佛教寺廟、齋堂都改為神社，佛寺器物、制度、儀軌均仿效日本。1938至1940年間「寺廟整理運動」如火如荼進行，台灣佛教界在高壓政策下，完全採日本根系僧伽儀式，自此台灣佛教徹底回歸到日本佛教局面。 本文依歷史演進軌跡略述：日治時期曹洞宗佐久間尚孝與新竹淵源，及皇民化運動期間神道信奉與新竹佛教交替變化過程，並探討日本出身戰歿者慰靈碑所蘊含的時代意義。 佐久間尚孝豎立「鎮魂之碑」，透過安置儀式與形制應用，使其佳城福地具備安定人心功能，體現了一種無染無著的文化價值觀。石碑所負載的意義，除了平撫倖存者傷痛、慰藉往生者靈魂外，更寓意明確的賦予後人，正視戰爭無情殘酷。佐久間尚孝禪師言行相應，圓寂之際仍將情感轉移為對這塊土地及人民的愛，其遺願最是體現台灣生命共同體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