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臺灣府淡水廳城碑」考釋的結果，指出了碑石原本屹立於竹塹城北門，日治時期因緣際會被日人挪往新竹公園，民國六十年為紀念動物園成為獨立機關而於碑背新刻「苑囿宏規」四字，並移置、豎立於園內，直到1987年最終被置放於東門城旁；大抵，關於碑石從清代、日治到戰後、當代的輾轉移動故事。 透過相關文獻史料之輔助，彙整了碑文的主要內容及其涵蓋要義，從中得窺竹塹城興築的大致沿革、城之建物大小與物料使用情形、參與修城人士名單及其角色扮演；在分析上述問題中，發現修城之事雖是官民合作乃能成功，但其實官方位居監督地位，真正的築城動力來自於百姓自身。因此，在掌握竹塹築城梗概的同時，也有助於更加深刻體會清代臺灣社會中地方仕紳的重要意義，以及其介入社會公共事務的相關狀況。 透過將碑記文字與《淡水廳築城案卷》之內文相互比較，進而確認「新建臺灣府淡水廳城碑」未若《淡水廳築城案卷》鉅細靡遺綜述築城期間官方與民間相互折衝斡旋的相關過程，而是最終的溝通與實踐結果，〈碑記〉所真正展演的是「結果論」。雖然〈碑記〉顯現的是不完足的築城歷史，但卻是能快速提供理解清代竹塹城築城簡史的最佳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