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報告 台灣自明鄭以來，無論官憲示禁，諭令頒發，寺廟整置，城池興築，街市建造，宗祠設立乃至史實敘述，大多立碑碣以存其事。因此，碑碣中所記錄的也就是台灣史地沿革、政經發展、社會宗教變遷等各方面的重要史料，是研究區域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 竹塹城是淡水廳廳治所在，是大甲溪以北的北台灣政經文教中心。保存碑碣的數量也蔚然可觀，自有其淵源，成為探討新竹區域發展的重要文獻，從已有的石碑內容分析，竹塹城地區的水利建設，大致在乾隆三十年代，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在此之前，草萊初闢的移墾社會，不利於立碑，乾隆二十一年（1759）廳署移駐竹塹後，官署及官祀廟宇的修置，道路津梁的興修、政令官諭之頒立，道光九年（1829）築城之後，吏治整飭，風俗督正等相關的碑碣記載，反映出新竹地區的風貌。 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1895）輯錄了清代治台時期，新竹地區重要的碑碣，由於採訪較為詳實，是探討的重要來源。日治時期以來，由於政治的因素，官署、官祠的大量拆除，以及都市計劃下的土木建設，使得石碑受到極嚴重的毀損，石碑本身亦因長期風雨剝損而破壞。1986年，邱秀堂的《台灣北部碑文集成》，為求完整收錄清代碑文原碑己失者，即以《新竹縣採訪冊》所載，據錄成文。為新竹地區的石碑做了詳盡的整理。 1998年刊行的《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新竹縣市篇》。其體例以現存碑碣為主，1981年為斷限，輯錄新竹市石碑45件，未拓（基本資料）約95件，現存者或有闕漏已遺失之碑碣未錄，於研究者頗有不便。 碑文內容紛呈雜陳，運用時應與文獻相互參酌，如〈大眾廟中元祀業碑〉指出文獻上建廟年代錯誤；〈新建長和宮水仙王殿碑記〉之「同治伍年歲次乙丑獵月」年代則前後矛盾。〈重修長和宮碑記〉直接指明「竹塹郊奉前廳憲諭始建造長和宮」；〈重修竹蓮寺捐題碑記〉則將同治、光緒、日治三個時期，捐題人士集聚一處而以同治十二年視之，因而模糊廟宇歷史意義。援引碑碣，自應臨淵履冰，謹慎將事，避免考訂不確，強行論斷。 以往有關石碑的論述大多為單篇文章，意有未盡或僅就碑文重加敘述，並作必要的說明，鮮少以碑文內容為研究對象。因此以碑文的內容考訂，史實增補，史事輯錄，呈現較可觀的區域社會發展全貌，正是本期嘗試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