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於1929年樂信‧瓦旦獨照(樂信‧瓦旦泰雅族塞考列克族人，1899年8月16日生於大豹社（台北縣三峽鎮一帶），1908年因台灣推動皇民化更名為渡井三郎，1929年與日本四國望族日野家女子結婚改名為日野三郎，1947年改名林瑞昌。他是第一位接受新式醫學教育的泰雅族人，也是以近代觀點思考族群發展，即明確提出民族政治訴求的先驅之士。日治時期他儼然已是民族代表性人物，在戰後初期政壇展現高度的民族自覺，極力爭取族群的權益，後因對族群的影響力太大，遭至執政當局猜忌，於1954年4月17日被槍決死於白色恐怖。泰雅族塞考列克族人，源自於中央山脈的Pinsubukan（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因尋找新獵場和耕地遷移至以大霸尖山為中心的大嵙崁溪流域河谷活動，十九世紀中葉樂信‧瓦旦的祖父定居於三峽一帶；樂信‧瓦旦的父親瓦旦‧燮促為大豹社頭目，率領族人對抗日本佐久間總督的理蕃計劃，在日人持續嚴酷的武力攻伐下，族人於1906年被迫遷移至志繼、角板山、烏來、義興等社，1908年在武力不敵的情況下，為保存族人之生命與種族之延續歸順。瓦旦‧燮促深感新政權文明之優勢，再出降的同時要求日方給予其子樂信‧瓦旦接受與日人子弟相同之教育，1908年樂信‧瓦旦由另ㄧ族人陪同入學「角板山蕃童教育所」，1910年轉入「桃園尋常高等小學校」，1916年進入台灣總督府醫學校（1919年改制）就讀，1921年3月自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又入研究科研習半年。整個日治時期五十年間，只有兩個泰雅族人接受過這樣的高等教育，另ㄧ人為高啟順，近代教育塑造樂信‧瓦旦新式文化價值觀念，影響他對族群發展方向的思考。1921年10月樂信‧瓦旦返回族群部落行醫，最初被派在大溪郡控溪（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療養所任職，1923年開始擔任公醫，執行部落公共衛生及醫療事務，先後駐守高岡（桃園縣復興鄉三光村）、角板山（桃園縣復興鄉澤仁村）、象鼻（苗栗縣泰安鄉）、尖石（新竹縣尖石鄉）等地。1920年代初期，日本總督府在武力鎮壓泰雅族後，開始採取「撫育」的政策，以「教化、授產、醫療、交易」為手段，漸進式的提昇泰雅族人的生活水準，攏絡泰雅族以遂行其統治，泰雅族人的生活亦被迫進入另一個層次，樂信‧瓦旦在「撫育」的政策下，勸導族人繳交槍枝，以維護日人統治的安定性，他衡諸安定族人生活之必要，策動自己的部落率先繳交，至1926年繳交槍枝總數達一千餘枝，他的策略深受日本當局的矚目；泰雅部落間為爭取狩獵地盤，時常發生紛爭，形成仇愾關係，亟需調停以維持部落間之和諧，樂信‧瓦旦即成功的於1922年促成了玉峰蕃與秀巒蕃和解，1927年促成高岡蕃與南澳蕃和解，並先後在日警主持下舉行埋石立誓之和解典禮；1930年10月27日霧台事件發生，樂信‧瓦旦曾請求當局勿嚴厲制裁，以爭取霧社泰雅族人的生命，可惜未被日本當局接受；日本為安定泰雅族人生活以達同化之目的，推動及約農場及獎勵水稻耕作，樂信‧瓦旦為了改善族人生活，積極協調高義部落遷住松蘿、寒溪，萱源部落遷住奎輝；為泰雅族人爭取到相當的權益，並因他執行醫療活人無數，也使他備受族人愛戴而大幅提升他對日方的影響力。1947年2月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樂信‧瓦旦基於族群的立場，與全台山地鄉鄉長是約不輕舉妄動，並勸導族人不要貿然參與，原住民地區因而較為安定或保護外省籍人士，事件後已「穩定時局有功」獲得執政當局肯定表揚，遂於1948年7月受聘為台灣省政府諮議，1949年12月當選台灣省參議員，1952年1月當選台灣省議員，期間積極爭取原住民之權益，在台灣政壇上發光發熱。然而天忌英才，1952年11月當局以「高山族匪諜案」，將樂信‧瓦旦逮補下獄，並於1954年4月17日槍決，享年五十五歲。後記：文化局辦理本縣老照片徵集活動，本年度共徵集老照片一千餘張，惠承林日龍先生提供樂信‧瓦旦相關照片三百餘張，豐富本縣藝文資料庫內容。感念昔人，特輯錄創意力文化事業出版《島國顯影》第二輯一書關於樂信‧瓦旦生平介紹，為本批老照片背景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