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李仲生（1912-1984）的藝術之路，可發現其一直堅持走在現代藝術的最前線，從其於上海時參與過「決瀾社」、留日期間於「二科會」第九室的作品展出，並師事藤田嗣治（Léonard Tsuguharu Foujita, 1886 -1968）、東鄉青兒（1897-1978）等藝術家，1949年來臺後更參與《新藝術》的著文論述，到安東街培育出臺灣重要的現代繪畫團體「東方畫會」，可以說其對於現代藝術的推動有著重要貢獻。但在政治嚴峻的戒嚴時代，李氏亦有許多壓抑、不可表現言說的苦悶，其特別推崇抽象繪畫、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潛意識（或稱無意識）理論，為其情緒找到宣洩出口的同時，亦與其追求非文學、非敘事、非主題的形而上純藝術表現相契合。 從論者陶文岳（1961-）對李氏作品的歸類中，水彩多為輕透、明快且富有詩意。而此作即是此一典型表現。色彩部分，李仲生使用黑、白、紅三色，未多做調色處理，即進行繪畫。首先是用快筆乾擦的方式，在畫作中央做大面積的處理，再運用相同的筆觸進行紅色與白色的表現。最後再以純樸質拙的線條進行修飾，使畫面層次豐富又不失明快感，讓觀者感受到李仲生水彩作品中恣意隨興的瀟灑。 出處：陳厚合，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