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左右，是席德進回歸水墨探尋的轉捩點，從目前研究席氏的相關文獻中，可歸納出其回歸水墨的兩大因素。其一為在日本發現適宜戶外寫生的宣紙，其二為1966年自歐美歸台，從西方現代藝術中回頭反思以自身文化為藝術元素的根本，這些皆是促使席氏重拾傳統筆墨底蘊的催化劑。 此幅《鵪鶉》主要以墨色表現整體。藉由長短不同的筆觸，表現羽毛的生長和紋樣質感。從頭部短小的筆觸至頸背漸寬，腹部特以棕色與黑色橫短筆觸區隔，而翅膀不用「點」、「面」的表現手法，反以線條勾勒、自然留白，幾筆較長深濃的筆觸則長成尾羽。相較之下，鳥爪則以乾筆表現，與飽以水分的柔和身軀相映成趣。 「鵪鶉」因音同「安」，具有安詳、平安的意義，「鵪鶉」與「菊」常並置於傳統水墨畫，而有「安居」的意義。因此，此畫亦可能是席氏以傳統母題所作的習作。然而，席氏著重於表現自然的真實，他將眼光關注於在地花鳥，除了在鄉間風景畫常見的鴨群與牛隻，尚有如1979年以台灣藍鵲為對象的《藍帶鳥》之作。在地動物的單幅作品或各角度的練習，並以文字註記特點，都呼應他對眼前自然的忠實：「就我來說，我在島上四處探尋與苦索的代價，是我終於完成了我迥異於畫家的，關照台灣的視點，我掌握了這塊土壤的真實，他不是來自理論，不是來自宣傳，而是來自我忠實的生活。」 出處：林芳多，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詮釋資料，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