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為同治元年（1862）重新印行的書籍，為日南社熟番劉添福之物，可能是在日南社義塾宣講聖諭所用。此書為右開線裝紙質印刷本。清咸豐、同治時期，太平天國戰亂，社會秩序混亂不堪，清朝政府重新認識到教化民眾、加強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4年（1865）共3次頒諭要求各省教官讀書立品，實力宣講聖諭。中央將宣講作為推行教化的重要政策，並要求地方嚴格推行，此書應該就是此加強宣講時期所使用的書冊，可見證清治時期臺灣熟番與清朝國家之間互動的文物，文獻史料珍貴稀少。 此書封面泛黃有破損、蟲蛀痕跡，但已重裱修補。此書書名以毛筆隸書寫在封面紅紙上，直行書寫：「聖諭廣訓衍」。書名下方另以小字書寫：「日南社、劉添福」、「後頁有捷報」。封面後頁書「同治元年重鐫」、「板藏福省南後街宮巷口吳玉田刻字鋪」，內頁：「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日南社，劉添福習」等字樣。 潘英海透過田野調查，發現了日南社番公館的位置，坐落位於今日南國小前方，並推論附近就是日南社址。洪麗完則認為該社社址應位於今臺中縣大甲鎮幸福里一帶。 《聖諭廣訓》是雍正2年（1724）出版的官修典籍，目的在訓諭世人守法和應有的德行、道理。此訓起始於宋代，原是群眾自訂的互動互助鄉約行為規條。明代地方官運用鄉約形式推行教化，清代也承襲了此種方式。清順治時期確立了鄉約制度，規定地方設立講約處所，每月朔、望，齊集百姓宣講《親頒六諭》。康熙9年（1670）進一步擴充為《聖諭十六條》，將教化定為治國重點之一。 雍正時更為重視《聖諭十六條》，對其逐條細加深解，書成萬言《聖諭廣訓》，於雍正2年（1724）頒行天下，以之作為教化民眾的基本教材，並通令地方進行宣講。 咸豐、同治時期，太平天國戰亂，社會秩序混亂不堪，清政府重新認識到教化民眾、加強思想控制的重要性。同治元年（1862）、治2年（1863）、同治4年（1865）3次頒諭要求各省教官讀書立品，實力宣講聖諭。將宣講作為推行教化的重要政策，並要求地方嚴格推行。 此書應該就是此加強宣講時期所使用的書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