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物件為西元1796年（嘉慶元年）嚴禁海口陋規碑記，福建水師提督哈當阿與臺澎兵備道劉大懿，重申忠勇公福康安所訂「收取紙張飯食番銀文口五員、武口三員」的規定，以禁革陋規再生。告示發水仙宮張掛曉諭，乃出於水仙宮昔為臺灣府城郊商聚議、船戶活動之所，具有公告周知之便。鹿耳門文武守口丁役收受船戶所送春彩禮，雖非勒索，亦非常規。為恐日久弊生，復啟陋規之漸生，遂有本件示禁碑記。 清初為杜絕前明餘黨，厲行海禁之令，全面嚴禁江浙、閩粵人民出海，直到西元1864年（康熙23年）臺灣入清版圖始告解除。然而，對於渡臺的限制依舊甚嚴，且僅開放廈門與鹿耳門為兩岸人民往來合法港口。爾後隨臺灣的開發，交通漸趨頻繁，為了管制上的方便，乃於乾隆年間又開放蚶江與鹿港、五虎門與八里坌為對渡港口。清代於臺灣各港口設海防同知掌理出入船舶的實地稽查，有文口及武口二種。所謂文口，係指由文職的海防廳員負責查驗船籍、船員、搭客及載貨等事宜；所謂武口，係指由武職的水師汛兵負責船舶出入的臨檢。對於出入港口的船隻、商客除定例公課（即紙張、飯食等手續費）外，關口的胥吏每假各項名種目重索規費，滋生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