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物件為西元1789年（乾隆54年）奉憲示禁碑拓本，碑額陰刻「奉憲示禁」四字，全文16行，採陰刻形式，首行為立碑者之銜「候補府正堂臺灣北路淡防」總補分府加五級記錄十次袁」，末行為年款。係淡水同知袁秉義給立告示，勘定今苗栗縣後龍、中港一代漢番埔地。 清領有臺灣之初，大都仍是尚未墾地的荒地，而且當時土地多為即原住民所擁有，而移住臺灣的漢人主要從事土地開墾，所以廣大荒野即成為漢人競相爭佔之地。清政府對於漢人侵佔原住民土地，早已有所認識，故嚴禁內地人民偷渡來臺，並且於〈戶部則例〉規定「臺灣奸民私瞨熟番埔地者，依盜耕本例問擬；於生番界內私墾者，依越渡關塞問擬，田仍歸番」。《清律關津》〈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條也規定：「凡民人偷越定界，私入臺灣番境者，杖一百；如近番處所，偷越深山抽藤、釣鹿、伐木、採棕等項，杖一百，徒三年。」縱然律有明文，官府卻未認真執行。隨著閩、粵漢人的不斷湧入，造成「以有定之疆土，處日益之流民，累月經年日事侵削。向為番民鹿場麻地，今為業戶請墾，或為流寓佔耕，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於千百」的現象。 清代臺灣為區別漢族與原住民的生活空間，輒立石碑或土牛以劃分界限，禁清代臺灣為區別漢族與原住民的生活空間，輒立石碑或土牛以劃分界限，禁止漢族越境佔墾。石碑或稱石牌，銘刻告示；以土堆垣、形成臥牛，故稱土牛，並置深溝分界。因立石碑，而有臺北市北投區石牌一地的由來；因堆土牛鑿溝，而有臺中市石岡區土牛、苗栗縣頭份鎮土牛等地的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