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物件為西元1845年（道光25年）泉郊金晉順列諸號重新劍潭寺前進并修創等處碑記拓本，分刻8行，每行3字，僅第8行2字，碑文為陰刻形式，正文共有16行，文末為年款。 本物件為西元1870年（同治9年）艋舺新建育嬰堂碑記拓本，碑額陰刻「淡北育嬰堂」5字，碑文為陰刻形式，全文17行，首行楷書碑題，文末為頒立告示碑官員之官職全銜「賞戴花翎本任澎湖分府署北路淡水分府辛酉、壬戌、甲子科，福建鄉試同考官加六級、隨帶加二級、紀錄十次，嶺南陳培桂撰。」以及年款。係署淡水同知陳培桂勒立，敘述創建淡北育嬰堂的經過，並記該堂格局與規模。依據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四「賦役志」所載：「育嬰堂，一在塹城南門內龍王祠右畔，購汪姓屋改造。一在艋舺街學海書院後，購黃姓地基新造，俱同治九年官紳倡捐合建。艋舺詳定三郊洋藥抽分每箱四圓之半，塹垣亦撥船戶抽分之半，以充經費。」 育嬰堂是清代臺灣專門收容棄嬰之機構；傳統中國因受生活貧困、迷信、重男輕女等觀念影響，早有棄嬰溺女之陋俗。對應於此一社會現象，宋代即出現收容棄嬰之機構。清初臺灣因正值初墾階段，加上禁止攜眷政策影響，人口以壯年男性為主，棄嬰溺女之事絕少聽聞。乾隆中期以後，隨著攜眷政策的弛禁，人口增加、墾地日闢，漸有棄嬰溺女之紀錄出現；至於育嬰堂等兒童救濟機構則遲至嘉慶初年方有文獻記載。 臺灣清領時期，一共設置了7所育嬰堂，分置嘉義、彰化、臺南、枋橋（今板橋）、艋舺、新竹、澎湖等地，屬社會救濟事業的一環。清代臺灣其他社會救濟事業，開展的較早，多半是官辦事業，只有育嬰堂遲至嘉慶年間，且以地方領導人物為主力。這種現象，是因為初期臺灣男女比例懸殊，所以棄嬰較少，無須設置育嬰堂。換句話說，育嬰堂的出現，是收容因女性人口達到一定比例所產生的棄嬰。